许多人为郑耀先在解放后没有立即表明身份而感到惋惜：他潜伏在山城公安局，改名换姓如何做股票杠杆，若非韩冰巧合调入重庆，他可能一辈子都无法揭开“影子”的真面目。事实上，郑耀先公开身份是因为面临生命危险，这一被迫的决定让他无法公开回到战友中，继续以公安身份完成当年上级交给的任务。
郑耀先以“周志乾”这一身份藏匿在山城公安局，其行为难以简单界定：首先，他宣称自己为了追查潜伏在我方的“影子”，这一理由并不具说服力；其次，表面上是周志乾，但内心的真实身份是我方的“风筝”或“军统六哥”，这一点也充满疑点；最后，郑介民与他恢复联系并授予少将军衔，这一情况也不容易掩盖——假若我方特工向台湾报告郑耀先以周志乾身份潜伏在重庆公安局，这样的消息一旦传出，郑耀先如何解释，恐怕无人会信。
展开剩余75%主动公开身份与被迫承认，性质截然不同，因此也有人猜测郑耀先也许早已搞不清楚自己到底该叫什么了——毕竟很多特工都是双面甚至三面、五面人物，其中最典型的特征就是，哪一方最终胜利，他们就为哪一方效力。
我们并不怀疑郑耀先的忠诚，他的“抓影子”执念已经深深根植于心。但若我们深入研究潜伏特工的回忆录，从郑耀先的角度来考虑，就会发现他在解放后不能表明身份，因为这样一来，不仅无法继续追捕韩冰，还可能危及自己的性命。
郑耀先无疑是我方渗透到军统高层的潜伏者，这一点无论是延安方面，还是重庆方面，都心知肚明。“风筝”确实存在，但究竟是谁，戴笠与毛人凤只能猜测，并未确认，延安方面知道的人也不多，相关档案更在长征途中被掩埋，因此随着陆汉卿的牺牲，郑耀先彻底与外界失联，已无人能够证明他就是“风筝”。
退一步说，假如郑耀先在解放后主动向重庆公安局公开身份，且陈国华和袁农都承认他是“风筝”，那么他将完全失去追捕“影子”的机会。因为所有潜伏者归队后，都要接受严格的审查，哪怕审查通过，也几乎没有可能继续待在公安、国安等重要部门。像潜伏在胡宗南身边的“龙潭后三杰”熊向晖、申健、陈忠经等，在公开身份后都被调往了外交系统。即便他们是极为出色的特工，归队后仍被迫转行，郑耀先若强烈要求留在公安部门，恐怕会引起极大怀疑。
郑耀先最终被认定为地下党成员并安排新工作，这样的结局已经是最好的选择，然而即使如此，他再也无法继续追捕“影子”。而这种“最好的结果”，其实出现的可能性并不高。
与郑耀先类似的军统特务，若一旦被抓，很多将军级人物会被送进战犯管理所，而中高阶特工更可能面临严酷的惩罚。即使郑耀先在渣滓洞担任了实职或虚职，他也无法逃避这样的命运——渣滓洞那些与民众仇恨极大的特务早已被判死刑，郑耀先无论怎样都无法幸免。
毛人凤曾提议，将郑耀先安置在渣滓洞，目的是让他手上沾更多鲜血，这样即便他真是“风筝”，也不可能再归队。在渣滓洞，郑耀先无论是管理者，还是“虚职”人员，都难逃惩罚。看那时候特务对他的畏惧态度，我们就可以猜到，郑耀先在渣滓洞绝非“闲散职员”。
即便他在渣滓洞什么也没做，终究难以逃脱。在那个充满鲜血的历史背景下，曾有一批因对特务的民愤太大而被判死刑的看守人员，他们并非罪行较轻，而是躲得太深，最终还是被抓了出来。
郑耀先若无法向上级确认自己身份的真实性，他必然无法活过1958年。可见，郑耀先不能轻易表明自己真实身份的原因不言而喻——无论他是“风筝”还是“军统六哥”，一旦暴露，活下来的可能性几乎为零。
如果郑耀先没有主动表明身份，这其中有其利有其弊。最让他困惑的是，影子的踪迹最初是在延安，解放后应该转入北京，而他却潜伏在重庆公安局，岂不是事与愿违？如果没有韩冰的调动，郑耀先是否可以继续以“周志乾”的身份度过余生？而如果他在解放后立即公开身份，又会在1950年、1958年甚至1968年之后三次命丧黄泉吗？
这些难以解答的谜题，郑耀先自己恐怕也没有答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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